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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金融业获取利润的合法性基础与当前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

发布时间:2021-01-21 15:03:04 阅读: 来源:染色机厂家

潘英丽:金融业获取利润的合法性基础与当前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

东方财富潘英丽专栏·金融改革专题2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EMBA课程教授  上一篇文章提到,2006年曾经是实施60余年的金融抑制政策退出的重要时间窗口。2006年以来这几年可以看作是政策不作为和财富从居民向特殊利益集团转移的阶段。这是也近年来,人们对金融业的高利润常有质疑,对股票市场“圈钱”行为表示愤慨的重要背景。金融业利润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对此我已有很长时间的思考,本篇我将对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回答,并对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金融业获取利润的合法性基础

1977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恢复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期间系统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古典经济学。这些经济学理论讨论财富的起源,但更多探讨财富等利益分配问题。考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我又系统学习了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些理论重在探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动态稳定增长。此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学界也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统天下。实际上两类理论各有长处。借助两种理论的武装,我们可以在分析经济金融问题时得到更为深入和可靠的认识。

现此我就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分析财富创造、财富分配与资源优化配置的相关关系。我认为,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金融业的主要功能是把社会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在社会资源没有额外投入的情况下,让高效率部门创造出一个财富的增量。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可以带来增量财富。这个增量财富需要在三个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分配。一个是让渡资源的部门,因为它们的让渡成为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第二个是金融机构,金融部门引领产业发展方向,把资源配置给社会最需要的产业和最有效率企业,使财富增量可以在高效率部门创造出来。通过金融中介实现了资本配置的优化,这是金融部门参与增量财富分配的合法性基础。最后还有一部分留在真正创造财富的高效率部门中。

因此,全球范围内需要防范的是金融机构通过操纵市场(比如西方国家)或通过行政垄断和政策扭曲(中国)在没有带来资源配置的优化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中国金融业的高利润是制度和政策扭曲的结果。

金融抑制政策不仅造成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而且造成了很大的社会不公平,进而也削弱了金融业自身的合法性基础。金融转型已显得十分紧迫。现阶段的金融转型将是实施了6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的退出,是一次整体金融改革。  二、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  金融抑制政策不退出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首先,金融抑制政策已经带来收入或财富从居民向企业、银行和政府的再分配。

我们对股票市场做的统计分析表明,2005年以来新股发行市盈率除2007年以外都高于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首日涨幅则在20%-200%之间。也就是说,以发行价买入股票后,只要不在上市第一天抛出,就将陷入亏损。而中小投资者很少能够以发行价买入,因此更多在炒新股的过程中承接一级市场投资者高价抛售的股票,从而陷入更深的亏损。另外用企业红利分配占年末市值的比例测算的1990-2011年股东平均回报率是2%,同期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为5%,三年期贷款利率为7.99%。因此股票投资者而言,这个市场毫无投资价值。如果考虑通货膨胀,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几乎是既不用还本又不用付息。股市变成了一个纯粹圈钱的场所。这也是证监会门前挤破头的原因。上市公司圈钱甚至引发了“封口费”这种部分媒体坐地分赃的要求。

其次,低利率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2000年我国的M2是13.23万亿人民币,2013年8月末已达106万亿。这一时期投放如此多的货币,却没有引起CPI的大幅度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货币化。土地价格暴涨吸收了货币。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教授(1913)在上海的一次讲学中指出1997-2003年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是3%,2004-2013.1则下降为﹣0.4%。在负利率背景下居民选择房产替代存款。银行存款占家庭资产的比重从1997年的72%下降到2010年的42%,房产持有量占比从18%增加到40%,可见负利率是房地产泡沫膨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金公司的彭文生曾就人口结构与土地价格态势做过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比较分析。土地实际购置价格指数日本从1970年的100上升到1990年的200,2000年指数已下降60%至80点;美国实际地价指数1987年为100,2006年上升到200,2010年下跌到120点,回调40%。相比较,中国1998年为100,2010年已上升到550点左右,目前肯定已超过600点。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意味着财富从房产空头的年青一代转移到房产多头的中老年一代;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导致工资与商务成本的急剧上升,挤压了实业利润,进而引发产业空心化趋势。

第三,金融抑制政策造成国民经济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低利率、高利差和信贷的抵押政策已经导致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有抵押品的房地产、制造业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都出现了严重的投资泡沫。相比较,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未来的文化产业,高风险或轻资产领域,则不可能从现有银行体系得到支持。另外,银行的长期信贷都是支持增量投资项目的,它对存量资本的结构调整帮不上忙。因此银行信贷规模的持续扩张,更多地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恶化,而不是产业结构的改善。

第四,银行的总分行制度以及国家信用担保使得银行信贷风险最后都将集中转嫁给国家财政。我们今天银行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我消化风险的能力。我们的国际论文集《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中有一篇论文讨论信贷扩张的负效应,其理论模型很复杂,结论很简单,意义非常深刻。论文以中国县市的1658个样本数据做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是信贷规模和经济增长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相关的;但是信贷规模超过最优规模后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信贷占GDP的比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会减少0.164个百分点。我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形成,除了国家信用担保引发道德风险和信贷过度扩张外,还有低利率政策对信贷需求的刺激和高利差补贴对银行信贷供给增长的激励。过度信贷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机制并不复杂。假如信贷支持的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项目,它就不可能带来收入和利润。借款的地方政府或企业必须给银行付利息。银行给无效率项目放款并没有对经济发展或增长做出贡献,但是它仍然要吸取利息。如果没有增量财富的创造,利息支付意味着存量财富的转移,这就会导致当地人均收入的下降。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当银行通过利息不断吸取当地可支配资源,当地经济发展能力日益衰减,最后丧失了本金的偿还能力。因此银行虽然短期内可以获取利息,但是中长期仍然会出现亏损。最后过度信贷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还将转嫁给国家。因此支持无效率项目的过度信贷不仅是双输,而且可能是全盘皆输的格局。

第四,股票市场法治的缺失和发行审批制度已经导致市场的严重扭曲和瘫痪,它变成了财富快速向特权利益集团转移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过度依赖银行的金融体系已经玩不下去了。银行给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资本金作为吸收企业经营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当企业缺乏权益资本,负债率高过70%,银行就不愿意贷款。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银行就会惜贷,业务就没法做了。另外,银行也难以从股票市场筹集股权资本。如果银行资本没有新的来源,其信贷扩张也必须停下来。因此,股票市场得不到健康发展,银行体系也玩不下去。

最后就是银行体系的短期暴利隐含着巨大的中长期风险。很多社会资本,比如国有企业已经大规模介入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业,民营资本也争着要办银行。这种趋势正在导致产业的空心化和银行业产能的过度扩张(over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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