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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四阶段特征

发布时间:2021-01-21 14:28:18 阅读: 来源:染色机厂家

潘英丽: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四阶段特征

在本专题的讨论中,我将首先回顾我国60余年来的金融抑制政策及其四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与基本特征。2006年曾经是一个有利于金融抑制政策退出的时间窗口,我们没有退出。此后几年扭曲的金融体系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然后对当前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做出分析,揭示出金融转型的紧迫性。最后,我还将讨论金融转型和金融整体改革的主要建议。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EMBA课程教授   金融抑制政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战后日本实施的一种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金融配套政策。其第一个特点是政府推进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投资。实际上是一项补贴工业企业的政策。低利率显然导致资金供不应求。这就引申出第二个特点,就是政府对资金或金融资源的行政管制,它把廉价的资本导入特定的产业和特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个政策,我把它向前推到到50年代初,当时可能没有什么银行,也没有什么金融机构,但是实际上我们同样有金融抑制政策存在。  我将中国金融抑制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相同,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是1952-1985年农产品统购统销时期。政府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并提高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价格将农村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中来,并通过工业利润上缴国家形成了几无成本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据专家估计,这一时期转移农村剩余大约为8000亿,分别占到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国家投资总额的55.5%和95%。  第二阶段大致为1979-1993年收获货币化利益的阶段。货币化程度是指M2占GDP的比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M2占GDP比例衡量的货币化程度仅为25%,货币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超发部分由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所稀释,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不带来通货膨胀的货币超额发行,可以变成财政资源,来用于各种各样的用途。这就是货币化利益。张杰的计算是1978-1996年间,M2增长25.2%,减去GNP增长率9.7%和物价上升6.82%,货币超额增长率为8.68%(张杰,2001)。这一时期货币化利益年均占GDP5.4%(谢平,1996),1993年高达GDP的11%(世界银行,1996).1993-1994年出现了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货币化利益已经耗尽,通过货币超发支持政府投资的政策不再具有可行性。90年代中期朱鎔基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开始了经济的软着落。  第三阶段是1985-1997年银行功能的财政化时期。  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国有企业的亏损日益严重。除了胡永泰他们研究的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外,还是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国有企业的沉淀。国有企业承担的隐性失业人员(可能占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二)和退休人员的成本可看成是改革成本。一个成功的改革必须把它发生的成本在几代人之间进行分摊,也就是需要实现改革成本与改革红利的跨时期转移,不然都让当代人承受,改革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就不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先是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来弥补。1985-1994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平均为GDP的5.63%.但是国家总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则从1979年的34%下降到1997年的10.7%.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话,则下降至20%。由于政府财政实力的下降,这一时期的财政补贴是逐年下降的,从1985年的7.5%下降到1994年的2.2%。另一方面,通过国有金融渠道的隐性补贴迅速上升。1987-1995年公共部门的平均赤字占GDP的比率11.16%,其中通过银行部门融资占GDP的比重达到7.09%(张杰,2001)。银行通过吸收居民存款的功能,替代了政府的税收功能,在“拨改贷”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它又替代了政府财政补贴功能,通过给国有企业的工资贷款、“饺子”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起到了稳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作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增量改革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壮大起来的非国有经济吸收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时释放的下岗工人,承接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时退出的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产权,实现了中国渐进经济改革的成功。这一时期据国际市场预测国有银行 1998年不良资产比率高达48%。这些不良贷款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国有银行体系内的沉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加入WTO五年后全面开放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承诺要求我们尽快完成国有银行的重组,实现稳健经营。  第四个阶段是1997-2006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借助股票市场向中产阶层分摊的“改革成本社会化”时期。这从改革成本与改革红利的跨时期转移的角度看仍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  1996年国有企业的上市的规模已经是1995年的8.8倍,1997年又是1996年的3.2倍。1997年证监会15号文件提出“证券工作要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要为“国有企业补充资本金,收购有发展前景的、亏损的国有企业尽心尽力”。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启动了借助股市将改革成本向中产阶层分摊的“社会化”过程。1990-2006年间国有企业股票市场融资大都占到60%-80%。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不仅体现在低利率政策和商业银行的行政管制上,而且还在股票市场得到充分体现。我国政府通过对IPO的额度管理维护新股发行的高市盈率(即融资的低成本),并通过上市审批制度,让国有企业或政府偏好的产业或企业获得发行股票低成本融资的特权。通过重组、上市和产权转让,国有资本得以收缩战线,完成了战略调整和整体盈利。  1999年开始政府推进了银行的重组和改制。通过13000亿坏账的剥离、存贷款利差补贴、财政与外汇储备注资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项举措实现了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制和上市。就存贷款利差补贴而言,本世纪全跨国银行的平均存贷款利差是1.4%左右,而中国前几年大都在3%以上。其中有近两个百分点是存款人给银行的补贴,当时政府的目的是帮助国有银行冲销坏账。而新建股份制银行则“搭便车”,在没有政策性体内款和不良资产的情况下也享受了补贴。这是银行信贷规模急剧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国有商业银行先在香港发H股再重返A股市场,整个过程很很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刘明康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商业银行2006年的利润已经达到2004年的10倍。  自此,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社会化分摊过程已全面完成。2006年股票市场完成了国有股的股权分置改革,股指开始快速上升。2006年应该是金融抑制政策退出的最佳时间之窗。如果及时实施利率的市场化,并在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逐渐退出发行审批制度,中国今天本可以有一个结构更为合理、发展更为可续的经济格局。  中国四阶段的金融抑制政策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是促进了工业化战略的成功,中国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渐进改革的成功。其积极意义不应该低估。但是,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已经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有序发展的金融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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