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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

发布时间:2021-01-21 16:34:48 阅读: 来源:染色机厂家

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21世纪》:此次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坚持”,放在首位的就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如何评价近年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现状?  郭田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真理,金融业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融资需求,才有了金融业,因此,金融业从一开始就是为实体经济而生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它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强调不过是正本清源。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创新过度。金融产品衍生层级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内在风险也越来越高,且偏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高度衍生化的金融产品吞噬了实体经济,导致大量资金在里面空转,风险不断加大,创新过度使其出现了剑走偏锋、脱离实体经济的自弹自唱。  其次,国内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够。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多年来的一个痼疾,由于正规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利率没有市场化,导致民间高利贷泛滥,这说明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存在很大的短板。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防止出现创新过度,也要防止在实体经济某些环节出现短板,对中国而言,后者更为重要。我们应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陆磊:2009年以来,国内出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关联度逐渐弱化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大项目融资很多,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二是房地产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泡沫化。金融在这两者背后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我们没有找到实体经济的增长点。想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就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资金是逐利的,只有在产业和技术层面有所突破,金融资源才会更多地向实体经济倾斜。  从全球范围来看,货币政策放松是一个普遍现象。流动性泛滥导致资金持有者出于避险动机,购买资产保值增值,引发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脱离。因此,我们要在短期宏观政策层面进行反思,货币政策不能一味放松,而要针对实体经济需要进行调整。寻找经济增长点,需进行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在短期内,需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宜过度放松,以免避险情绪导致的资金脱媒和投机泛滥。另外,需引导银行信贷、资本市场融资更多地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面向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21世纪》:近日,温总理强调“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式下,如何理解总理强调的两个风险?  陆磊:所有风险最后都表现为银行、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有些实体经济部门脱离实体经济去投机,导致资产价格虚高,货币政策收紧之后手中的资产没法出手,导致无法还款,温州跑路的企业主正是如此,反映在银行体系就是不良资产。一旦银行对存款人的支付发生困难,就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即流动性危机。  目前最值得担忧的是违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这么多钱,能否归还?实体经济部门的投机,会不会违约?融资成本逐渐上升的背景下,企业盈利水平能否覆盖融资成本?这三方面问题都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为应对违约风险,短期内货币政策要适度放松,逐步降低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中长期要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做一些新的探索,打破当前认知的局限性。如国内暂缓执行“巴塞尔协议Ⅲ”,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监管策略的一种反思。  郭田勇:从宏观上讲,现在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是中国经济减速,经济一旦减速,银行业有可能出现需求减少、呆坏账增加等问题。具体来讲,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问题更严重一些。按照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去年地方融资平台资金10.7万亿,银行贷款占比80%以上,约9万亿左右,一旦出问题,对银行的冲击非常大。  当然,对于存量贷款,只要项目能够正常还本付息,本金到期了,也可以展期,这是一种风险缓释。一些地方政府收入困难,马上让他还也还不了,若计入不良,用银行自身盈利冲抵,难度很大。若可以展期,以时间换空间,细水长流,慢慢还也是可行的。  银行抢着给地方融资平台放贷,是因为这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有政府担保在其中。我问过一些银行,如果不是政府而是招投标给民间资本,你们是不是还会抢着放贷,银行说那肯定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启示是什么?我想我们还是要分清政府投资的边界,政府做盈利项目,投资效率本来就低,还把民间资本挤出了,因此政府只应做纯粹的公益性项目,但凡商业性可持续的项目,应通过招投标方式交给民间资本,放开民间资本投资,减少审批。  监管与开放的博弈  《21世纪》:当前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国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金融国资委”呼之欲出。从金融机构监管的角度来看,如何评价现有的“一行三会”模式?对于“金融国资委”应如何定位其职能?  郭田勇:有金融机构的地方就应当有金融监管,当前基层监管力量特别是县级监管力量较弱,县级银监局一般只有三五个人员编制,而村镇银行、小银行一般都设到县、乡一级,对它们的监管力量可能弱一些。所以,我想中国未来能否像美国那样搞双线多头式金融监管,中央一条线,地方一条线。  现有的金融监管是“一行三会”,“三会”均设在中央,再往下派机构。那么,在县一级,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否发挥地方金融办的作用,他们对地方情况更了解,在区域性、中小、小微型金融机构监管上更有优势。在现有格局下,央行在县一级的人员比银监局多得  多,可考虑充实央行的力量,再加上银监局和县金融办的力量,共同把风险网布好。  中国的管理体制行政色彩较浓,政府对经济主导作用较强。有人说国有金融机构群龙无首,得建一个国资委统一管理,我不太同意。现有的国资委管央企,制定政策、发文、管干部。但大型央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都有自己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因此政府作为持股人管理持股企业,一定要以低调为主。这一点中央汇金公司做得就比较好,它往各大银行派驻董事,但只以出资人名义参与决策,并不以公司名义给银行发号施令。以公司化、市场化治理方式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方向。否则,成立金融国资委,以大股东名义给工农中建等大银行制定政策,给予优惠,这对其它地方银行、小银行也不公平,反而搞乱了游戏规则。  陆磊: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对于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模式,都仍在探索中。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如金融控股公司等,不一定非要增设行政机构。  目前“一行三会”的分散监管模式,无法从宏观层面掌控风险,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很高,不能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金融机构和企业不同,任何一个小的金融机构出现的动荡都有可能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集中统一的监管平台比分散化多头的管理体制会更有效。  对于监管体系而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更为迫切。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新型金融机构的设置、监管等权责应下放给省政府。目前农信社这类社区金融机构,由中央监管,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地方上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酝酿潜在的道德风险。若把监管责任给地方政府,这些金融机构在当地融资、投资、放贷等风险都由当地政府来监管,则是更公平有效的一种安排。  《21世纪》: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被视为金融对内开放的重要标志。您认为金融对内开放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推动?  陆磊:在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相比,并无实质性优、劣势,我反对给资本贴标签,并进行比较。在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的活力和优势是存在的,但金融领域不同。金融天然有权责不对称性,局部风险会引发全局性危机。很多民间资本之所以想进入金融领域,无非是想撬动杠杆,但杠杆是存在风险的。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角度,民间资本进入将会增大监管难度和系统性风险,目前并不适宜。  但民间资本仍可进入其它金融服务领域,如PE、VC、小额信贷、村镇银行等。这些领域是追求活力且权责对称的,应对民间资本放开。目前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的杠杆率偏低,监管当局可适度提高其拆借比例,增加对民间资金的吸引力。  郭田勇:监管机构对民间资本办银行一直有担忧,十多年前我们搞过农村基金会,它是一个集资性机构,最后出了很多问题。但其实农村基金会是在县政府、地方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资本。而监管机构却认为这是基层政府自己搞的,并未经过监管机构批准成立,所以一出事就把棍子打在民间资本办银行上,包括其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卷钱逃跑、目的是不是为自己企业搞利益输送等,都是监管机构的担忧。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看看西方国家,美国有八千多家银行,不论大小都是民间资本在做。因此,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民间资本就干不好银行。  现在一说民间资本办银行,通常都是国有资本已控股,再让民间资本入点股、分点红,对经营决策的参与度非常低。但事实上,愿意把金融业当作事业来做的民营企业家很多。因此,我们可以村镇银行为突破点,村镇银行不一定要由银行发起成立。在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发起人是中央政府,中小银行、地方城商行的发起人是地方政府,倘若只有它们才能办村镇银行,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地方政府才能办村镇银行。  只有国家和外资才能办银行,中国的金融业对内实际上是不开放的,这些年我们讲“以开放促改革”,但“促”的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如美国银行是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RBS是中行的战略投资者,但它们最后都抛售了,反而是非银行战略投资者,如新加坡的淡马锡不仅没有抛售,反而增持了国内银行业的股份,这说明银行也不一定比其它资本更可靠。  从控制M2到控制社会融资规模  《21世纪》: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被理解为较为明显的政策放松信号。您怎么看?  郭田勇: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也是一个进步。2011年此时我们强调的是把M2控制在16%之内,现在不提了,原因在于M2比较容易控制。当初提出通胀和货币相关性强,因此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当时提出一个词叫“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条件”。后来我们发现央行只要控制住银行信贷增幅就很容易控制住M2增幅,但控制住以后,大量的钱就不通过贷款,而是通过理财、信托、私募等方式直接流入一些领域。所以,仅强调控制M2是不行的,而要控制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更合理,视野上也更全面。所以我们提出明年要把社会融资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是调控以后反思出现的进步。当然,其难度比控制M2大得多,毕竟很多机构不在正规监管之内,如影子银行等。  很多人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会呈现一种前低后高的态势,我也认同。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影响,欧美经济尚未复苏,出口下降很快,一季度可能出现贸易逆差,经济增速可能较低;另一方面,包括房地产调控在内的国内因素也对经济有影响。但我希望的前低后高是由于经济体自我调节,如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西方国家经济复苏对我们的需求有所增加,政府修建保障房项目解决房地产问题带来的;而不是因为明年上半年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扛不住,再次放松货币,或再搞一个四万亿,或放松房地产调控,来把经济拉上去。  经济增速较低的时候,对调整结构更有利。经济增速高的时候,所有企业都赚钱,让谁调结构都不愿意;反之,企业进入寒冬,才会反思自己的技术落后,有调结构的动力。因此,经济增速低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结构调整、技术升级要效益,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刺激国内的消费政策。以汽车购置税为例,为什么买车要交购置税,而买烟、酒、电视却不用?当年实行汽车购置税是为了调控社会集团购买力,因为以前都是政府而不是个人买车。前年推出四万亿时,为刺激消费,汽车购置税曾减半征收,但一两年后又恢复了。现在汽车购置税设立的理由已不成立,购置税也应当取消。  《21世纪》:会议强调了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针对今年的经济走向,怎样的政策搭配才是合理的?  陆磊: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全球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成功范例。这是因为政府的理性不及科学家的理性,科学家更清楚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而科学家也在试错的过程中,检测研究成果的市场。  财政政策要做结构性调整,把一个庞大的支付体系变成一个节约支出、减少收入的体系。这是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实现居民对未来稳定预期的关键。财政政策转型完成的标志是:财政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GDP增长率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我个人预判从2012年起,我们已进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周期。到年中,通胀率会一直下降,当下降到3%左右,可能会有一次降息,这既实现了正利率,又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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